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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西南局成立70周年︱西南局时期的宋任穷

2019-07-31 11:34:42来源:红岩春秋杂志社



田 姝


1952年7月至1954年底,宋任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第一副书记,同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西南军区副政委。在这期间,他协助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,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,?#28216;?#21335;地区的?#23548;?#24773;况出发,关心培养青年干部、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、妥善处理民族问题、重视加强党的工作、积极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,为西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,给西南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2019年7月是宋任穷诞辰110周年,谨?#28304;?#25991;纪念这位我党、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。

关心青年干部

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?#25512;?#23626;二中全会上,中共中央就对进军西南作出周密部署。为了进一步解决西南解放后的干部来源问题,二野在上海、南京、苏南、皖南等地大量招收进步学生和青年,组成西南服务团。

作为西南服务团总团长的宋任穷,面对热情高涨、踊跃报名的年轻人,心里十分高兴。他多次给学员们?#27493;?#38761;命道理,热切期望这些刚走出学校的知识分子能够顺利成长。在进军西南之前,他特别强调了西南地区的艰苦条件,说贵州是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,人无三分银”的贫穷地区;云南历史上曾是充军的地方,大家要充分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;到?#22235;?#37324;全部实现供给制,要钱没钱,要官没官,只有真心愿意献身革命,干一番事?#25285;?#19981;怕吃苦的,我们才热?#19968;?#36814;。

在行军路上,宋任穷基本上随队而行,并时常与队员们拉?#39029;#?#40723;励行走困难的同志。一位姓林的队员在行军日记中写道:“总团首长宋任穷,宿营民房又相逢,漫话不拘一条凳,文韬武略长春风。”生动地描绘了宋任穷对队员们的关爱及其平易近人的风范。

在宋任穷的教导和鼓励下,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到西南各省后被分配?#35762;?#21516;的部门工作,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责任感扎根当地,同当地干部、群众一道,克服种种困难,?#28193;?#38761;命事业。

1952年7月,邓小平调中央工作,由贺龙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,并任命宋任穷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。在西南局工作期间,宋任穷仍然十分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,尤其注重青年干部对政治理论的学习。在10月6日召开的西南及重庆机关干部开学典礼大会的讲话中,他特别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,认为“业务工作必须有政治理论的指?#36857;?#25165;能明确方向、端正态度,发挥出创造性来?#20445;?#25552;倡“将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结合起来”的学习方法。在10月19?#31449;?#34892;的?#26053;?#20027;主义青年团西南团校开学典礼上,他进一步明?#20998;?#20986;,“青年人及青年团的根本任务是学习,……一方面是政治学习,另一方面?#24378;?#23398;文化知识的学习,只有这两方面都学好了,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任务?#34180;?/span>

主抓经济建设

1952年底,在顺利完成国民经济?#25351;?#24037;作的基础上,党中央着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,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。根据中央部署,西南局把经济建设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,集中主要力量来抓。

针对厂矿企业普遍存在产?#20998;?#37327;差、设备利用?#23454;汀?#36130;务管理混乱、流动资金周转慢、成本高与事故多等一系列问题,西南局多次召开会议,从?#23548;?#24773;况出发商讨对策。

11月下旬,西南局召开厂矿工作会议。宋任穷在总结发言中指出,当前西南地区厂矿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管理与工人?#20934;?#26085;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不相?#35270;Α?#20026;了解决这个矛盾,必须进行生产改革。他明确提出,保证生产改革任务顺利完成的四个主要?#26041;?#26159;切?#23548;?#24378;领导工作、政治工作、工人安全保障与福利工作?#31361;?#23618;工会工作。其中,谈到关于生产改革中的领导问题时,他强调“必须加强党委会对生产改革的领导?#34180;?/span>

根据会上宋任穷和西南局的部署,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负责人在《关于厂矿生产改革?#31361;?#26412;建设》的报告中提出,生产改革的目标是改进生产管理,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?#38469;酰?#36880;步达到实行经济核算制和施行计划管理;生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核查资产,?#33539;?#23450;额,提高产?#20998;?#37327;,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,加强成本管理。

1953年4月,宋任穷在西南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西南地方工业会议上特别强调,随着国家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,目前西南地方工业的首要任务是“提高质量,降低成本?#34180;?#26681;据这样的改革思路,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西南地区的厂矿企业面貌明?#24895;?#35266;,工业生产有了极大提高,基本扭转了数年来“投资年年用不完,任务年年完不成”的局面。

在抓紧进行工业建设的同时,农村工作也逐步展开。解放后,西南局在广大农村地区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、减租?#25628;?#21644;土地改革等运动,使农业生产不仅得到?#25351;矗?#32780;且有了较大发展。

面对农村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,宋任穷认为应该作客观正确的估计。1952年12月召开的西南局农村工作会议上,宋任穷提出,“不应把工作成绩很大和工作基础雄厚混为一谈。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,我?#24378;?#20197;勉强跟上,但困难很多,?#36129;?#39035;努力克服。如果我们把工作基础估计高了,就容易要求过高,超出群众的觉悟程度,就会犯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的错误;相反,如果低估?#23435;?#20204;的成绩和工作基础,就会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,容易犯放任自流、尾巴主义的错误?#34180;?#22312;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,宋任穷进一步指出,“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,其方向?#24378;?#23637;互助合作运动,把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走向集体化道路?#34180;?#32780;在互助组的问题上,“必须贯彻自愿、互利、民主的三大原则,这是一个方针,也是一个政策?#34180;?/span>

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早于1951年在部分地区开始建立。解放后,由于在农村中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,特别是随着土改的推进,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?#25285;?#33719;得土地后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。但长期的贫困却造成了生产资料严重不足,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,互帮互助,尝试走互助合作的道路。

农业互助合作是个新生事物,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发展后,领导骨干缺乏和劳动力不够等诸多问题日益突出,但得不到妥善处理。?#34892;?#29978;至是赶潮流办起来的,影响了互助组的巩固提高,许多地方的互助运动出?#33267;思?#36481;冒进倾向。

为纠正这种倾向,西南各地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对互助合作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。在具体工作中,西南局注意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,并用各种办法切实解决贫苦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;提倡组织起来,使个体农民逐步懂?#27809;?#21161;合作比单干更具优越性,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过渡到集体经济。一时间,西南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升温,农业生产各项主要?#21103;?#30452;线上升。到1953年,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673万余户,农业生产合作社有60个。

此后,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粮食?#24443;和?#38144;政策的实行,?#25191;?#22823;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,从而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和购买力,为城乡物资交流和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维护民族团结

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,西南局始终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谨慎妥?#39057;?#22788;理好民族问题,维护西南地区的稳定,当作一件大事来抓。

宋任穷早在云南省任第一书记时,就对民族问题有足够的重?#21360;?#21040;西南局工作后,他认为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倾向,同云南省一样,也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“左”的急躁冒进情绪。如在一部分干部中?#20852;?#35859;?#35762;?#36890;,?#30784;?#22242;结上层不通,不土改不通?#20445;?#22240;而对?#34892;?#21487;能团结的上层没有团结好,已经?#25165;?#32844;务的上层人士有职无权。又如对民族内部的旧?#36139;?#24613;于进行改革,对民族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不够尊重。为此,西南局一方面向各民族地区调配得力干部,加强各级民委机构;另一方面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指导。要求各级干部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,克服急躁冒进情绪,认真执行团结民族上层的政策,推行民族区域自治,保护宗教信仰,尊重民族风俗等各项政策。并下大力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扩大生产,发展经济,改善群众生活。

在处理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具体工作时,宋任穷等西南局领导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,凡是涉及到原则性、政策性的问题,不论事情大小,都向中央报告请示。如1953年,组织西藏青年参观团赴京时,是组织西藏、昌都两个团,还是合并为一个团,以及西藏青年代表团副团长的次序如?#38395;?#21015;的问题,?#38469;?#30001;西南局请示中央后决定的。

由于有中央及时和具体的指?#36857;?#21508;级党委的重视,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仅没有出?#25191;?#30340;问题,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在政权建设方面,到1954年全区已经建立了22个相当于专区、县的民族自治区和326个区乡级的民族自治区,人民代表会议?#36139;?#26222;遍推行,大大发挥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。在经济方面,政府大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事业的发展,修建康藏、成阿、昆洛等公路,在?#23637;?#19982;推销中,掌握了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和低税免税的优待办法。在文化教育方面,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,保护其宗教信仰?#26434;桑?#23562;重其风俗习惯。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,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县区级卫生院共300多所,培养了民族卫生工作人员3000余人。此外,为了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,还开办了民族学院和民族干部学校及干部训练班。

西南局及各省委通过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?#36857;?#25512;动了民族工作的健康发展,使西南地区出?#33267;?#21382;史上?#28216;从?#36807;的各民族平?#21462;?#22242;结、友爱、合作的新气象。

重视党的工作

宋任穷历来重视党的工作。在西南地区厂矿企业的生产改革中,他曾明?#20998;?#20986;“生产工作中更必须加强党的工作?#34180;?#38024;对当时“厂矿中党的基础组织比较薄弱,有的厂矿虽有了党的基础组织,但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在生产上的领导作用”的情况,他提倡“应该在生产改革中积极慎重的吸收一批生产积极、联?#31561;?#20247;好、作风正派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?#20445;?#20351;每个?#23548;?#21644;生产小组?#21152;?#20826;员,并将党的支部建立在?#23548;洹保?#36825;是搞好生产极为重要的政治保证?#34180;?#22312;农村工作中,他强调“建党是我们领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走向农?#23548;?#20307;化的政治保证?#20445;?#25105;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,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,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行了?#20445;?#25152;以我们必须积极的但?#27835;?#20581;的,有领导、有步骤、有计划的完成建党工作?#34180;?/span>

由于党委的高度重视,全党动员,西南地区的建党工作逐渐展开。从1952年6月至10月底,全区共发展新党员49300人,其中产业工人5070人,店员427人,其他工人1397人,机关14647人,大专学校学生273人,大中小学教职员360人,农民27126人。

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,西南干部缺乏的问题显得?#20219;?#31361;出,特别是工矿部门骨干缺乏更为严重。

为了?#35270;π问?#21457;展的需要,保证各项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,以贺龙、宋任穷为首的西南局把“大胆放手、有计划地培养提拔干部”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,要求各级党委务必认真推进。他们指出,提拔干部的关键是和保守思想作斗争,正确贯彻“德才兼备”的干部政策,同时防止提拔中出现无组织无纪?#19978;?#35937;。为此,西南局作出决定,在全区“已抽调县书160人,地书及相当于地书干部47人,省委一级干部10人”的基础上,再抽调一批优秀的地、县委书记和军队转业干部加强厂矿企业的工作,并作了具体部署。

在做好党员干部组织工作的同时,贺龙、宋任穷等西南局领导非常重视作风问题。他们多次对机关、学校、部队?#21152;?#32676;众耕地的行为进行纠正处理。西南局一再指示,“征?#38376;?#27665;田地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,是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。修建营房、公路、工厂而?#21152;门?#27665;土地,虽然是巩固国防与国家工业化所必需,也应尽量少占农田,?#21152;?#30340;应妥善处理?#34180;?/span>

1953年,解放军某部为修建射击场,不利?#27809;?#22320;和附近暂不使用的飞机场,却?#21152;?#22823;量可耕土地,还平毁了一部?#22336;?#22320;,涉及到十几个自然村,群众意见很大。贺龙对这件事十分重视,将此事电报中央和军委,同时转发至西南各省委和各军区,指出这种做法?#25226;?#37325;地损害了群众利益,脱离了群众?#20445;?#24182;要求“各省委、军区派出得力干部进?#26143;惺导?#26597;处理,……今后所有机关、部队?#21152;?#32789;地时,须绝对遵守中央指示,必须经西南局批准才行?#34180;?/span>

类?#39057;?#36824;有贵州省民族学院圈占农民土地、贵州省总工会疗养院修游泳池?#21152;门?#27665;土地等事件。西南局在得知这些情况后,都及时派人进行了妥善处理,将?#21152;?#30340;耕地全部退还群众,并按实赔偿,挽回了不良影响。

此外,对于少数领导干部中出现?#21335;?#20048;思想和腐化行为,西南局也是严惩不贷。

宣传总路线

1953年,中共中央?#36139;?#20102;过渡时期的总路线,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由?#26053;?#20027;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。总路线公布后,西南局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,广泛组织干部群众学习,努力做到家喻户晓,并要求各行各业都在总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。

宋任穷在宣传总路线的过程中尤其注意联?#20979;导省?#20182;在1954年1月召开的纪念?#24515;?#36893;世30周年大会报告上指出,“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,一方面要研究中国的?#23548;?#24773;况,研究总路线的?#23548;?#26681;据;另一方面要研究?#24515;?#21644;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,研究总路线的理论根据?#34180;!?#23398;习总路线,必须联?#20979;导省保?#19968;方面要防止就文件学文件,脱离工作和思想的?#23548;剩?#19981;解决思想问题,进行空谈或者清谈的偏向;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丢开文件单纯检查工作与检查思想,把理论学习变成工作漫谈或思想检讨,甚至纠缠于一些生活细节或日常琐事,妨碍提高思想水平与觉悟程度的偏向?#34180;?/span>

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学习,西南地区各级干部大多增强了对于前进道路的判别能力,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,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各项?#23548;?#24037;作。

宋任穷认为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及时的,内容也是正确的。这条总路线指明?#23435;?#22269;的社会主义方向,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?#34180;?#20182;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,仍写道: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工业、农业、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“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?#20445;?#36825;个提法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防止急于求成、急躁冒进的含义。只是在后来的贯彻执行过程中,由于头脑发热,一再加快速度,工作也做得比较粗,最终导致了急于求成和冒进的问题。这是工作中的缺点、错误,并不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的问题。

国民经济?#25351;?#20197;后,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。1954年6月19日,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,通过并公布了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、市建?#39057;?#20915;定?#34180;?/span>

撤销大区的决定公布后,宋任穷参与组织了动员工作,并召开西南行政委员会全体会员扩大会议,进行具体部署。在?#25165;?#22909;撤销机构的各项工作后,宋任穷和贺龙、李达等同志于1954年底一起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。

(来源:红岩春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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